【中國環保在線 污水處理】水，生存之本、文明之源、生態之基，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重要基石。然而，近年來，水荒蔓延、河湖污染、水生態惡化等問題，屢屢呈現在國人面前。中國正遭遇怎樣的“水困”局面，我們又該如何面對？顯然，水安全戰略的重新構建，已尤為急切。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和氣候變化影響加劇，未來我國面臨的水安全形勢將更趨嚴峻，傳統的治水理念和用水方式，已難以適應時代發展要求。以當前的水資源“家底”，如何保障十幾億人口的用水安全，如何撐起第二經濟體的前行步伐？
　　
　　構筑中國水安全，需要全新“水戰略”。
　　
　　中國需要怎樣的“水道”？這是一個時代命題。
　　
　　“黨的十八大提出要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體現在人水關系上，就是要從以前的治水、用水，走向惜水、親水、實現人水共生，這是新時期中國的‘水之道’。”中國水科院水資源所所長王建華說。
　　
　　“傳統的水利發展方式已經難以適應新形勢。”水利部部長陳雷認為，今后要推進水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行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加快實現從供水管理向需水管理轉變，從粗放用水向用水轉變，從過度開發向主動保護轉變，把綠色發展理念融入水資源開發、利用、治理、配置、節約、保護各個領域。
　　
　　新的“水之道”，儼然是現實發展的必然之需。
　　
　　水安全影響到8.6億人生活
　　
　　清潔且安全的城市水資源是居民健康生活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撐。
　　
　　據公開資料，中國現在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及周邊的水源集水區內。水資源的安全保障直接影響到8.6億人的生活和社會經濟發展。
　　
　　在對全國規模大、發展快的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30個具代表性的大中型城市的分析表明，每年地表水的需求量高達296億立方米，相當于中國大的淡水湖——鄱陽湖的容積。這些城市的水源集水區面臨著不同程度的沉積物或營養物污染，其中，有73%的區域污染水平相對嚴重。
　　
　　“我們的水源集水區生態環境正在不斷惡化。森林、濕地等生態系統不斷遭受破壞，工農業活動所產生的污染也不斷加劇，使有限的水資源遭到破壞。如何有效且經濟地保障用水安全，成為我們關心的首要問題。”大自然保護協會的水安全項目總監安德里亞·埃里克森女士說。
　　
　　埃里克森進而指出，不僅中國，當前城市水資源所面臨的壓力普遍增長。絕大多數城市的飲用水依賴地表水資源。盡管建設了龐大的供水設施，但大部分城市依然要依靠各種水源地的自然生態系統如森林和濕地的服務功能來保障水質。隨著這類生態系統的逐步退化，供水的安全問題也日益嚴峻。
　　
　　多企業亂排污染地下水
　　
　　地下水，我國城市重要供水水源，尤其是北方地區。但是，企業排放污染地下水的問題卻又一次次進入公眾視野。
　　
　　在此次環保部公開的公眾舉報中，就涉及多起污染地下水的案件。僅在2016年2月，環保部通報2015年下半年20起典型違法案件情況。無疑，企業違法向地下排放污染物，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加劇了地下水的污染問題。
　　
　　近日，根據水利部介紹，水利部于2015年對分布于松遼平原、黃淮海平原、山西及西北地區盆地和平原、江漢平原的2103眼地下水水井進行了監測，監測結果顯示：IV類水691個，占32.9%；V類水994個，占47.3%，兩者合計占比為80.2%。
　　
　　2014年，環保部對全國202個地級及以上城市開展了地下水水質監測工作，監測點總數為4896個，較差級的監測點比例為45.4%，極差級的監測點比例為16.1%，二者合計占比超過六成。
　　
　　事實上，高人民法院、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公布的《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和環保部公布的《環保法》對污染地下水的滲坑排污行為都提出了嚴厲的懲處措施，但是，問題依然難根治。
　　
　　對此，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認為，地下排污主要是違法成本偏低，能夠獲得的非法所得卻很高，因為很多地下排污都不是容易處理的廢水，偷排節約的成本非常高，利益的誘惑大。“在很高的利益驅使之下，他們就會鋌而走險，還是需要加大在這方面的懲處力度。”
　　
　　水污染問責要“問”對人
　　
　　而在眾多業內人士看來，保護水環境，全社會都有責任。我國水污染防治法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對水污染防治實施統一監督管理。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國土資源、衛生、建設、農業、漁業等部門以及重要江河、湖泊的流域水資源保護機構，在各自的職責范圍內，對有關水污染防治實施監督管理。任何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保護水環境，并有權對污染損害水環境的行為進行檢舉。
　　
　　談及水污染責任追究，全國人大代表蔡學恩表示，水污染多是人為破壞因素造成的。目前無法有效制止，既與相關法律規定不科學導致違法成本低有關，又與執法部門不嚴格執法有關。因此，他建議檢察機關積極主動作為，對由于行政部門不作為或者故意疏忽、放縱違法行為的，要嚴格追責。同時，擴大檢察建議書的適用范圍，直接發送到地方行政首長，“這比環保約談機制有效得多。”另外，他強調，在保障水環境安全中，檢察機關要用好公益訴訟這把“利劍”。
　　
　　2015年7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授權高人民檢察院在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國有資產保護、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食品藥品安全等領域開展提起公益訴訟試點。據悉，截至目前，全國檢察機關已就水污染問題提起多起行政、民事公益訴訟，社會反響良好。
　　
　　長期致力于環境資源法研究的全國人大代表呂忠梅也表達了類似觀點。她提出，水污染問題的頻發固然與污染者的排污行為直接相關，但一些政府及其相關職能部門的決策失誤、履責不力問題，也需要有針對性地予以解決。她建議檢察機關進一步發揮職能作用，除了依法加大刑事打擊力度，在職務犯罪查辦和預防方面，要重點發力。
　　
　　呂忠梅反復提醒，水污染事件問責要問對人，這一點非常重要。“否則，會導致負面效應，達不到法律執行的目標。”
　　
　　（本文綜合財經、每日經濟新聞、檢察日報、新華網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