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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
“《實施意見》對民營環境企業是一個重大利好。”環境商會秘書長馬輝對文件中完善招投標、兌現對民企的各項承諾、鼓勵民企參與補短板節能環保重大工程建設等多個具體表述比較認可，“這都是一個加強版，以解決產業內一些老大難問題。”
“之所以出臺這樣的文件，實際上與這兩年民營環境企業普遍遭遇的經營困境有關”，環境商會副會長、首席政策專家駱建華受邀參與討論了這一文件的制訂。
“易主”，是近兩年一些頭部民營企業繞不開的命運，而這些命運的疊加形成了產業一股滾滾的潮流。今年3月份，曾經市值高的環境民企——碧水源經過兩輪股權合作，控制權終旁落，成為這兩年民企“失控潮”中頗具標志性的事件。
從東方園林融資爆雷開始，2018年至今，三聚環保、清新環境、錦江環境、環能科技等20多家頭部環境民企先后出讓控制權，累計資產交易金額已經超過200億。而且除了興源環境投身新希望集團之外，絕大部分民企選擇了國資懷抱。
在這場波濤洶涌的“易主潮”里，市場競爭之殘酷被展露無遺。
回顧產業發展史，民營企業不僅了產業發展、帶動了產業活力，培養了一大批懂市場、會管理、精通專業技術的人才，更為社會貢獻了百萬人規模的就業。
“在環境產業發展過程中，企業發展起起伏伏是一個正常現象。但這些年民企對產業的貢獻不容小覷”，駱建華表示，占比超過90%的民營企業仍是未來的主力軍，《實施意見》的頒布實際上也恰恰顯示出了國家和政府支持民營節能環保企業發展的決心。
民企的下一戰場在哪里？
“這次民企的失利只是表面問題，更深次的原因是整個產業發展趨勢決定的，特別是在水務行業。”中信建設資本副總裁羅元鋒表示。
環保行業特點決定了其投資量大、投資回報周期長，對資金需要量大。2015年“水十條”等政策刺激下，以水環境治理為代表的系統施治需求被打開，單體項目的投資規模一下提升到幾十億，甚至上百億量級，而且項目的商業模式，收益邊界和對象都很難確定。
羅元鋒認為經過水環境治理市場的這一輪廝殺，結果說明重資產民企在這一輪的市場競爭中確實不占據優勢，環保并不是高回報的投資，需要國企進來挑大梁，對此民企要理性看待。
過去幾十年在傳統的污水、垃圾處理等基礎性環境治理工作上大步流星，公共環境產品不斷向黑臭水體治理、長江大保護、黃河治理等系統工程傾斜。“經濟社會發展到這個階段，環境產業更主要的突破口是在區域性、流域性生態環境綜合集中治理，也因此會誕生一批區域性、流域性、全國性的綜合環境集團。這是未來的趨勢”，馬輝說。
羅元鋒認為市場整體空間實際上是在變大，不過現階段環保仍然是資本密集型行業。產業投資規模升級加上國資進來，整個行業競爭門檻也隨之升高，傳統重資產企業的利潤空間后移，有可能被擠壓，需要尋找差異化競爭路徑，技術驅動型企業依然有很大的施展空間。
“產業過去之所以一直在靠資本驅動，與產業的成長階段有關。經過20多年的大發展，全國的污水處理廠、垃圾處理設施、燃煤電廠脫煤脫硫設施幾乎都處于高位，這個時候就要回歸環境治理的本質。環境治理終肯定不是投資性產業，也不是基建工程類產業，它是技術服務型產業”，馬輝表示。
而在駱建華看來，依托第三方治理模式的工業治理市場將成為民企的下一戰場。“在工業治理領域，項目體量相對比較小，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主要拼的是技術和運營能力，這方面民企會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駱建華介紹，進一步開放重點行業市場是這次《實施意見》的一大亮點。文件指出，在石油、化工、電力、天然氣等重點行業和領域，進一步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放開節能環保競爭性業務，積極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實施意見》明確鼓勵民企參與建設包括危險廢物收集處理處置、產業園區綠色循環化改造、重點行業清潔生產示范、工等工業園區治污項目等節能環保重大工程。”駱建華表示，特別鼓勵在鋼鐵、冶金、建材、電鍍、化工、印染等行業企業和園區，重點支持民營企業開展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這些年來，作為環境治理的“另一條腿”——工業污染治理一直在“拖后腿”，是亟需補齊的“突出短板”。而且隨著經濟向高質量轉型，工業治污，以及向產業鏈前段延伸的綠色服務，更是被時代賦予重任。
工業污染第三方治理不僅有利于環保部門的監督管理，有利于治污效率的提高，也有利于推動環保產業的快速發展。近年來，第三方治理已經成為工業污染治理新選擇，在大型工業企業以及工業園區等領域得到廣泛推廣，市場份額大幅提高。
在這幾年國資、民企激烈拼殺正酣的時候，巨頭蘇伊士、威立雅等外企轉戰工業治污市場，也正是因為這塊市場有著較高的進入門檻，能發揮出外資優勢。比如蘇伊士目前已經承擔了10余個化工園區的環境治理工作，包括上海化工園區、重慶長壽化工園區等。同時，它們還不斷將服務向生產端延伸，蘇伊士、威立雅都在強調能源與可持續發展，也在與這一業務相呼應。
2020年初，首創股份收獲了自己的首單工業水服務項目，總投資約5億元。對此，首創方面表示，此次中標，或是首創股份在產業周期調整中的重要嘗試，是客戶服務的新模式，是主動擁抱變化，著力打造新的核心競爭力的探索。未來首創股份加快完成“第二曲線周期”破局。
融資這道“坎”怎么跨過去？
融資這道“坎”長期困擾著民企，民企融資渠道窄、融資成本高、融資周期不匹配、增信等問題一直存在。這也并非環境企業特有的問題，這次金融緊縮，不少民企的資金鏈都出現承壓，在吳曉波的《大敗局》一書中，一些大民企的轟然倒塌也與此有關。
當金融政策寬松的時候借錢相對容易，一旦政策周期性趨緊，短債長投、盲目加杠桿等“踩鋼絲”行為一點即爆雷，隨之民營企業在融資上的弱勢也會很快凸顯，融資渠道迅速萎縮、融資成本攀升等一連串問題會直接觸發企業經營危機。
根據環境商會、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委會在2018年危機剛剛爆發時聯合發布的《環境商會建議采取緊急措施幫助綠色環保企業渡過難關》報告顯示，彼時，大型民營環保企業的融資(如發債)成本普遍上升3個百分點以上，中小型綠色環保企業完全無法融到資金，不少企業因而面臨資金鏈斷裂和違約、倒閉等嚴峻挑戰。
“即便到現在，不少頭部民企或主動或被動通過易主等方式走出了危機，但民企普遍的融資困境并沒有根本緩解，這次疫情更進一步加劇了企業的經營困難。所以針對民營企業普遍面臨的資金問題，這次《實施意見》也作為重點內容，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幫扶措施。”駱建華說。
“第一是怎么紓困的問題。”《實施意見》指出，針對民營節能環保企業資金鏈出現的問題，地方有關部門搭建交流平臺，促進資管公司、投資基金、國有資本等積極參與民營節能環保企業紓困，合理化解股票質押風險。各地對具有核心先進技術、長期發展前景較好但遇到暫時經營性困難的民營企業積極予以救助，幫助渡過難關。同時，《意見》指出，鼓勵國有企業與民營節能環保企業成立混合所有制公司，發揮各自優勢，合作開展相關業務。
“第二是如何解決長期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實施意見》指出，要加大綠色金融支持力度，創新金融產品。鼓勵金融機構將環境、社會、治理要求納入業務流程，提升對民營節能環保企業的綠色金融專業服務水平，大力發展綠色融資。支持民企發行綠色債券，拓寬節能環保產業增信方式，積極探索將用能權、碳排放權、排污權、合同能源管理未來收益權、特許經營收費權等納入融資質押擔保范圍。
駱建華建議，地方政府通過建立基金的方式來為民企紓困，同時探索建立國有資本退出機制。即國資完成紓困行為后，選擇合適的機會退出，這樣一方面可以提高國有資金使用效率，更關鍵的是，在危難時刻挽救企業、幫助企業煥發新活力之余，也能保持市場的活力，不失為一種路徑選擇。
20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美國政府曾拿出重金來救市，先后入股多家大企業，比如馳援通用汽車就是一例。數據顯示，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國政府當時以495億美元買入通用汽車約合61%的持股比例，并在通用汽車重新煥發生機后退出。這樣既避免了百年通用汽車陷入破產，也挽救了大量就業，阻止了美國汽車業的全面崩潰。
融資難題是阻礙民企成長的老大難問題之一，針對這兩年民企所面臨的資金困難，國家和各省都有密集出臺相關政策利好，但具體到每一家環境民企，獲得感都不一樣。“想法很好，執行不容易，需要的得不到，有門路的投機鉆營”，有行業人士談到，破局并非易事。
“希望《實施意見》提出的綠色金融政策能落到實處，各有關部門真正做到為民營企業提供綠色信貸、加大融資支持力度、拓寬增信方式、給予融資擔保等政策支持，切實幫助民營環保企業渡過難關。”環境商會會長、博天環境董事長趙笠鈞呼吁。
“不管融資政策是松是緊，對民企而言，都需要有過硬的軟硬件實力去獲得資金，這個邏輯不會變，而且更重要的還是要審時度勢、量力而行”，羅元鋒說道。
民企靠什么走下去？
追溯這場危機的成因，直接影響因素可能與PPP、融資等有關，實際上也與民企過去的發展邏輯分不開。
過去產業的發展主要集中在污水、垃圾等基礎設施的大建設上，“跑馬圈地”決定了資本驅動是這一時期產業的核心發展要素之一。很多頭部民企也正是在資本的助力下完成了規模化發展。受益于這一思維，也過分依賴這一思維，面對水環境治理這樣的大體量市場也依然沿用了這一思維。實際上，別說是民企，就是北控水務、首創股份這樣產業里大體量的投資運營型國企，面對這樣又要系統化、又要效果的市場，單靠資本驅動也顯得有些力不從心。
二則，民企天生“敢拼敢搏”，具有“冒險”精神。過去在推動BOT、第三方治理、PPP模式在產業的應用上，民企有很大的沖勁。正是這樣有益的嘗試，對產業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這也是為什么民企在將PPP模式應用于水環境治理市場時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
實際上，民營企業一直面臨著市場不完善、融資等困境。即便如此，就算早期PPP項目招投標設計對融資處于劣勢的民企并不友好，為了搶占市場先機，民企還是匆匆進場。好容易進去，卻因PPP模式在水環境治理等非經營性項目上的天然缺陷、融資環境惡化等因素，不免折戟沉沙。這是民企戰略選擇偏差，也頗帶悲劇色彩。
褚時健說，企業的發展多多少少受時代的裹挾，但也一定要有不被時代所烙印的“安身立命”之本。當前，局勢風云變幻，經濟走在下行通道，新時代呼喚高質量發展，種種大勢落到企業身上，發展的邏輯也在隨之改變。苦修內功，提供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成為下一階段的核心發展要素。
“對于環境產業的民營企業而言，技術創新將成為生命線”，駱建華說。
“和環保巨頭比，當前的環境企業向服務中求發展的空間還很大，環境產業正在走向技術深耕期，也將會回歸服務業的本質，”馬輝強調，環境污染治理歸根結底是個技術活，是技術產業，光有投資是不能確保環境污染治理的目標達成，還需要環境技術、環境設備、環境專業服務能力。
這兩年，隨著危機的影響逐漸深入，產業里對技術、運營能力的追求開始變得熱烈起來。一方面在不斷強化輕資產運營，另一方面，以技術著稱的企業，比如中持股份、高能環境等都得到了更多的發展。即使身處這場國資入主潮，我們也可以看到，有技術、有軟實力的公司往往收獲了更多的青睞，生命力也更為旺盛。
比如在接受馳援的20多家企業中，碧水源、清新環境、環能科技等技術型企業經過這一兩年的調整現金流已經明顯好轉，也已經重新煥發出更為強勁的生命力。
“股權合作本來就是市場行為，是以利益為導向的，國資也講究投資回報”，羅元鋒說，國資以強勢的競合者姿態進來，打破了產業的平衡，也帶來了資本、資源、模式等新動能，抬高了行業門檻。這和過去首創、北控等進來的邏輯是一樣的。競爭變得激烈，也倒逼企業高質量發展，從而帶動產業升級。
一直以來，民企的試錯成本都很高。面對紛繁復雜的市場競爭，民企的境遇也更具不確定性，正是如此，政策在不斷扶持。“六部門聯合印發，把之前散布在不同部委里、對產業發展有利的政策做了綜合與集成，《實施意見》的每一條其實都是干貨。不過關鍵還是在各部門間的協同，形成合力，推動政策落地，讓民營環境企業切實享受到政策紅利”，馬輝建議。
原標題：民營環境企業相繼跌倒 政策扶持能否妙手回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