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所監獄與一家“污染”工廠的較量,截至目前,監獄處于下風。
近3年來,與“鄰居”的較量成為困擾福建倉山監獄數百民警、武警和工作人員的心結。“簡直是天怒人怨”,不久前做完腦瘤手術的黃姓民警透露,“連機關公務員的健康都無法保證,不知道他們怎么會有這么大能耐”?
2010年1月,福建華廈塑膠有限公司(簡稱華廈塑膠)搬至倉山區刀石山路,與倉山監獄成了“鄰居”,僅一墻之隔。2011年7月,華廈塑膠投入試生產。新鄰居給當地帶來了豐厚的稅收,同時也不時將廢氣排出,附近的倉山監獄和世紀景城小區,被認為是大的受害群體。
投訴企業不成,再投訴環保局不作為。“我們都按程序反映了,但無可奈何。”福建省監獄管理局一位王姓官員向相關媒體表達委屈。個別忍無可忍的民警甚至會向廠區投擲瓶子,甚至有更過激的想法。或明或暗抗爭近3年,問題依舊未能徹底解決。
11月上旬,經由相關媒體調查了解,目前已有數十位監獄民警皮膚和咽喉不適,另有兩名民警罹患腦瘤、兩名患白血病,其中一名白血病患者已去世。服刑人員因呼吸系統疾病就診的人次也在增加。世紀景城的業主們,有的賣掉房子逃離,留下的則繼續奔波在抗爭的路上。
倉山監獄方面稱,“長期排放的廢氣已引起服刑人員的強烈不滿,嚴重影響監獄安全穩定”。
“(獄警患病的事)我們已經知道了,但這個沒辦法確定是否與我們廠有關。”該公司負責生產聯絡的經理陳云清表示,廠里的工人沒有患病,且企業的排放已經達標。倉山區環保局也向媒體證實,經過近一次整頓后,“監測結果顯示廢氣排放是達標的”。
雖無法證實這些疾病與華廈塑膠排污存在直接關系,但彌漫在監獄及周邊小區的惶恐情緒,已不容忽視。華廈塑膠的規劃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偷排”?這些廢氣究竟對人體有何傷害?“達標”下的污染又如何破解?仍未得到解釋。
來自信源的消息顯示,2014年4月,福建省巡視組到倉山監獄后,民警們遞上了寫好的材料,但目前尚未得到答復。
“委屈”的監獄
本是鄰居,卻成對頭。塑膠廠排出的廢氣,是否污染了監獄的空氣?
三年來,福建倉山監獄數百名民警對此深信不疑,他們指責“鄰居”華夏塑膠涉嫌排污,導致數十位獄警皮膚和咽喉不適,甚至有兩人得了患白血病,同樣也威脅著很多服刑人員的健康。
華夏塑膠則對此理直氣壯,表示工廠通過了環評,排放數據也達標。雙方各執一詞,偶爾從監獄方面飛過的酒瓶,提醒著有關部門,這場監獄與工廠的拉鋸戰,仍在繼續。
近年來,福建倉山監獄多位民警數次投訴隔壁的福建華廈塑膠有限公司。一位陳姓民警表示,塑膠廠距離監獄只有幾米,不時有怪味從塑膠廠方向飄過來,上班都不敢開窗。
民警們認為,這個塑膠廠,不僅僅影響他們的健康,甚至已經威脅生命。據了解,目前已有數十位監獄民警皮膚和咽喉不適,有兩名患白血病,前不久,其中一名白血病患者已去世。近期一名黃姓警官被確診腦瘤,他抱怨說,塑膠廠排出的廢氣,影響包括囚犯在內的倉山監獄所有人。
公開資料顯示顯示,截至2013年12月,倉山監獄160多名民警、職工以及部分服刑人員出現了頭暈惡心、皮膚過敏、喉嚨干咳等不適癥狀,從2013年11月到12月的近1個月時間,服刑人員呼吸道等疾病就診人數達到1200多人次。2013年度民警職工體檢時,發現多人存在肺炎征兆。
華廈塑膠負責對外聯絡的經理陳云清對此理直氣壯,強調華廈塑膠廠主要生產的是再生聚乙烯,只對環境有“輕微影響”。
令民警困惑的是,目前沒有任何鑒定機構給出證明,認為這些癥狀就是隔壁的塑膠廠造成的。
由于民警的集中發病,雙方的矛盾日趨激化。偶爾從監獄方向飛出玻璃瓶,為這場監獄與工廠的拉鋸戰,敲響警鐘。
環保的“口頭承諾”都省了?
福建倉山監獄民警認為,一墻之隔的“鄰居”華夏塑膠排污,導致了數十位獄警皮膚和咽喉不適。隨后,相關媒體向福州市環保局12369熱線投訴。接線員說,企業在環保部門執法時沒有超標排放,但可能平時存在偷排現象。倉山區環保局監察大隊一位負責人則拒絕接受媒體采訪。
常言道遠親不如近鄰,但如果近鄰是經常排出怪味的塑膠廠呢?倉山監獄的獄警對此很有體會,個別民警扔向鄰居的玻璃瓶已說明了一切,因為他們已連續投訴三年,但問題一直未得到解決。如今,盼來了媒體的關注。
在相關媒體面前,12369接線員和監察大隊的態度截然不同。前者看似說了不少,但未必有“新聞價值”。有沒有排污,企業自個兒心里當然有數。能扛住隔壁三年投訴而“不倒”,似乎暗示著他們迎接檢查的“技巧”早已駕輕就熟,“執法時沒有超標排放”的結果也就在意料之中。而隔壁獄警的反應,唯有“存在偷排現象”方能解釋。因此,如此回復,倒還不如監察大隊的沉默來得更直接。
比起接線員長期穩坐辦公室造成的“兩眼一抹黑”,監察大隊理應更有發言權。一樣是執法部門,但現實表明,他們沒有個別城管同行那樣的“執法勇氣”。別說為監獄里服刑人員主持公道,連“本是同根生”的獄警身體健康都無暇顧及。這或許就是監察大隊某負責人的“苦衷”,怎能不沉默?這只是解讀之一。
其次,放眼社會百態,還有更多的推測空間。是地方政府犧牲環境換取GDP?這種常見,且不只存在于某一地。是企業“后臺”夠硬?這也并非不可能,不顧一切追求利益的商人,若沒有“高大上”的“靠山”,注定只有軟柿子的命。更“毒”的推測是,執法者與污企本是一丘之貉,明里監管暗中保護。因此無論怎說,沉默之策都不會沾點利于環保的正能量。
而這,正是環境保護遭遇的窘迫現實。在大會等公開場合,每提到環境問題,某些環保部門從不會忘詞,都承諾要貫徹環保法規,表現出對污染的勢不兩立之態度。可一遇到具體的污染問題時,各種“解釋”層出不窮。要么是“私自偷排”,要么是“管不了靠風吹”“紅色河水未污染”等等。然而如今,某人干脆連“解釋”環節都省了,這樣的環保,是不是更陌生?
雖然環境保護不是說出來的,但并不代表面對問題可以沉默不語,更遑論某些部門“悄悄”去執法,因為只做不說的施政方式恐怕離公眾更遠。此時此刻,面對公眾質疑,某些人如能吱一聲,哪怕未必能起作用,都比獄警繼續講那“近水樓臺先被污”的故事更中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