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保在線 一周看點】新《環保法》的實施可謂石破天驚，不過近日一則案件讓人們目瞪口呆：貴州畢節市金沙縣檢察院將環保局告上法院。檢察院起訴環保局，這是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一家人的節奏？被自家人起訴，環保局還拍手稱贊又是為何？老崔帶您扒一扒這當中有什么內情。　　2015年1月1日，被稱為“史上嚴”的新《環保法》實施，與此同時，一起與環保有關的案件引發關注：貴州畢節市金沙縣檢察院將環保局告上法院，要求其履行職責處罰一企業。這是我國首起由檢察機關直接作為原告，向環保部門提起的行政公益訴訟案。
　　
　　檢察院起訴環保局 大水沖了龍王廟？
　　
　　檢查院起訴政府相關職能部門，乍一聽，這是要上頭條的節奏，放在過去那是想都不敢想的。自古以來，不少百姓認為“官宦”衙門皆一家，此次檢察院之舉無疑是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放過一家人，但是結合剛頒布的“史上嚴”的新《環保法》，所有疑惑就迎刃而解了。
　　
　　“官”告“官”，一告告出好反響。新《環保法》要求地方各級政府對行政區環境質量負責，一方面授予了各級政府和環保部門許多新的監管權力；另一方面也規定了對各級政府和環保部門的嚴厲行政問責。在法律文明規定后，民眾一方面表示期待；另一方面，卻又擔心執行不力，由此折射的是百姓對法律嚴明性的懷疑，對法律能按部就班實施的不信任。“官”告“官”事件的出現，在時間打消了民眾的種種顧慮，贏得了民眾的信任，用實際行動維護了法律的說一不二和威嚴性，同時，也開啟了新的法律實施的“破冰”之旅。
　　
　　“官”告“官”，二告告出好執行。過去，一部新法律的頒布，往往在實施的過渡階段，需要耗費其受眾者一定時間去適應，耽擱了雙方進程不說，也有損法律的時效性和嚴肅性。貴陽金沙縣檢查院起訴環保局執行不力，一則檢驗了法律的貫徹速度，二則倒查了責任機制，三則推進了環保部門的辦事效率，四則加強了相關部門依法辦事的底氣。總而言之，看似“簡單粗暴”的方式卻催生了新的執法模式，民眾叫好聲一片。
　　
　　由此可見，在本著有法可依，為群眾辦好事的前提下，可適當創新執法方式，讓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不再是一句空口號，更要“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實化成政府履職盡責的主要任務。下一步，還希望各職能部門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協調，共同為建設法治社會推細節、推制度、推機制。
　　
　　地方環保執法難 環保局的腰桿為啥挺不直？
　　
　　貴州金沙縣檢察院將該縣環保局告上法院，要求其履行職責處罰一企業。環保部門稱檢察院起訴給自己撐了腰，執法要理直氣壯。
　　
　　成了被吿還額手稱幸，金沙縣環保局不是作秀而是真心喊好。這看似不可思議的情形，折射出的是一些地方環保部門執法難的尷尬狀況。這個尷尬，就是環保局長“頂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頂不住”。
　　
　　為什么“頂得住的站不住”？主要原因是一些地方政府政績觀有偏差，拼環境換GDP。在這個背景下，環保局長若有所作為，就意味著會成為畸形政績觀的眼中釘。而一些污染企業卻被“掛牌保護”，只要一個“申訴”，就能讓環保局吃不了兜著走。金沙縣環保局不甘不作為，但難以有作為，因此只能借力于“被起訴”，靠法院做自己后盾。這樣的“曲線執法”讓人五味雜陳，也透露著環保執法的艱難。
　　
　　在現行行政管理體制中，地方環保部門實行的是雙重領導、以地方為主的管理模式—既然是以地方為主，就意味著環保局長的“烏紗帽”攥在地方領導手中。治污先治官。環境污染的問題，說到底就是“官帽問題”。倘若評價一個官員政績如何，環境考評占大頭，環保局也能挺直腰桿。另外，如果能改變地方掌握環保局命運的模式，或許環境執法也能沒有后顧之憂。
　　
　　司法部門不“手軟” 環保部門才能更有力
　　
　　本案值得關注之處在于，這次檢方是直接以原告的身份介入環境公益訴訟，真正開啟了檢方與地方環保部門在司法上的直接“對壘”格局。本案的首創意義不容小覷，也與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探索建立檢察院提起公益訴訟制度”的規定形成呼應。
　　
　　在以往，地方檢察機關一般只作為公益訴訟的支持方，而非訴訟主體。這在現實中往往是符號意義大于實質意義，對于推動環保問題的司法裁決作用有限。正因如此，在本案中檢察院向訴訟主體“轉正”,對于強化司法在環保問題中的介入作用非常有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往的公益訴訟中，被告多側重于涉事的排污企業，而指向環保部門的不作為或腐敗的行政公益訴訟少之又少。這一訴訟格局的出現，除了相關制度配套的不健全之外，也是地方環保部門和社會公益組織與公民個人之間力量對比懸殊的必然結果。較之于公益組織或個人發起訴訟，檢方主動作為原告起訴地方行政部門，其力量的“對抗”格局顯然不可相提并論。
　　
　　更為重要的現實是，推動檢方在行政公益訴訟中擔任原告，也是對于當前行政訴訟與環境公益訴訟所存在的不足的一種必要補充。在行政訴訟方面，《行政訴訟法》規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或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也就是說，只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是民事權利的直接受侵害者，才能成為行政訴訟的主體，其他人或組織為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提起訴訟的權利被排除在外。如此一來，行政訴訟主體實質上是非常受限的。
　　
　　在環境公益訴訟方面，即便在稱之為“史上嚴”的新環保法中，環境公益訴訟主體雖有所擴大，但依然嚴格限定在“依法在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的，專門從事環境保護公益活動連續五年以上且信譽良好的社會組織”范圍之內。雖然這已經由一審稿中的“中華環保聯合會”一家公益環保組織擴大為“數家”,但公益訴訟主體的范圍之窄可見一斑。
　　
　　由此可見，在社會組織與公民個人參與公益訴訟的主體資格賦權遇阻的背景下，推進檢察院向行政公益訴訟主體的邁進，不僅是對訴訟力量的必要補充，也是避開阻力的優選方案。這對于加速環保問題的司法化進程，更是一種不可或缺的助力。
　　
　　不過，這一改革雖直接指向環保議題，首先考驗的仍是司法環境。也就是說，通過探索與試點實踐，賦予檢察院的行政公益訴訟主體資格，其終效果如何，還是要回到司法正義的維度上來考量。特別是，作為原告的檢察院不僅要向違規違法的排污企業進行訴訟，更要將主要精力放在監督地方環保部門方面，著重解決行政部門“手軟”的老大難問題。這樣一種“對抗”格局，若缺乏能夠真正超脫或獨立于地方行政利益掣肘的司法環境作支撐，恐怕難以走遠。
　　
　　不“手軟”的司法，才是環保的有力后盾。可以期待，隨著司法改革的進一步推進，司法系統逐步擺脫地方行政利益的束縛，檢察院擔任行政公益訴訟的主體，直接向不作為的行政部門叫板，或將逐步成為環境治理中的常態。但這項改革開啟的同時，仍需警惕的是，賦予檢察院的行政公益訴訟主體資格，并不意味著對于一般公民和社會組織的環保公益訴訟主體資格的替代，而只能是一種不可缺少的補充，落實公民與社會組織環保權利的擴大，仍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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